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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歷史沿革-先秦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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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古時期

酒泉是古生物繁衍生息的地區之一。古生物化石遺存較為豐富,從最古老的生命雛形——藻類化石到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直到古人類化石,都有發現。這些化石記錄著酒泉地區滄海桑田的變遷,見證了酒泉古老的歷史。在海洋真核藻類和無脊椎動物時代,酒泉古海洋中生物非常繁盛。這些藻類一層層疊加,形成疊層石化石。酒泉境內的疊層石主要分布在肅北大豁落山附近和金塔縣大紅山一帶。距今約6億~14億年,酒泉乃至甘肅的古地質環境是陸地少,海洋多。酒泉境內的陸地主要是敦煌—阿拉善古陸。寒武紀時期(距今約6億年左右),海洋生物化石主要以三葉蟲化石為主,代表性的有肅北北山沉積區的早寒武紀動物群落。早、中、晚寒武紀時期的三葉蟲構成各不相同,古生物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早期以肅北北山三葉蟲、鋸形盤蟲為代表,中晚期以酒泉三葉蟲為代表。在玉門境內大山口附近發現晚二疊紀時期(距今約2.7億年)古脊椎動物化石,其中波羅蜥類化石是中國西北首次發現。較大的頭骨化石屬恐頭獸化石,這是中國最早發現的第一件完整的食肉類恐頭獸化石,研究者將其定為玉門中華獵獸。三疊紀時期,大量魚類開始出現。考古學家在肅北馬鬃山地區發現目前甘肅年代最久遠、數量最多的魚化石群。其中,軟骨魚化石是目前國內最完整的個體。空棘魚類尾部化石屬國內首次發現。這種魚類生活在距今約3.5億~4億年前泥盆紀至約6500萬年的白堊紀。侏羅紀時的魚化石主要產地是酒泉以西,玉門赤金堡鄉赤金橋、赤金湖及清泉鄉新民堡下溝等地,有狼鰭魚、弓鰭魚、孫氏魚,其中狼鰭魚為侏羅紀標準化石之一。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學院將“酒泉盆地魚化石研究”立項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課題,展開全面系統的研究。白堊紀時恐龍一支開始向空中發展,稱為翼龍。玉門境內赤金堡附近發現湖翼龍化石。

1982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玉門昌馬地區發現的鳥骨化石是中國第一件中生代鳥類化石,1984年被命名為“甘肅鳥”。1993~1994年,中國和加拿大科學考察團在肅北馬鬃山地區發現兩個比較完整的鸚鵡嘴龍化石骨架。1997年經中科院專家研究定名為“馬鬃山鸚鵡嘴龍”。在馬鬃山地區還發現獸腳類恐龍化石,獸腳類屬于恐龍向鳥類過渡類型。肅北馬鬃山地區還發現棱齒龍類、禽龍類、新角龍類的鳥龍類化石。20世紀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典籍學者布林,在酒泉市肅北縣塔崩布拉克發現約1500萬年前的“甘肅古猿”化石(陳炳應、盧冬著《古代民族》)。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證明酒泉地區曾經是古生物大量繁衍生息的地區。

(二)早期人類活動

酒泉地區也是中國最早出現人類活動的地區之一。中國著名古脊柱動物學家楊鐘健,在酒泉北部明水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制造的石器工具。近年來考古學家在玉門昌馬也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人類生活的遺址。當代著名古脊柱動物學家張行在他主編的《甘肅古生物化石與舊石器時代考古》一書中指出,“甘肅迄今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遺物有20多處,分布在涇川、華池……酒泉、肅北等地。這清楚地表明:從距今二三十萬年到一萬多年前,甘肅從東到西都已逐漸有了人類居住。經科學測定,這些人是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征。石器是華北舊石器系統的,是由東向西傳播的”(陳炳應,盧冬著《古代民族》《甘肅最早的民族》)。

距今一萬多年前,酒泉先民進入舊石器時代。學會了制造石器。在長期的勞動中,人們不斷地積累經驗,不斷地改進制造石器的方法,舊石器時代后期,石器制造呈現多樣化的趨勢。除使用石器之外,人們還使用木器和骨角器,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有以骨、角類原料制造的生產工具。在多處遺址發現有加工痕跡的鹿角,證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骨、角器已得到了比較廣泛地使用,大大地豐富了工具的形式,增強了人們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

舊石器時期酒泉先民們已經知道用火和保存火種。人們用火烹煮食物、加工工具、抵御寒冷、驅趕野獸、照明。火也是人類用來加工石器和角器的工具。

狩獵和采集,是舊石器時代人們獲取生活資料的主要方式。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在草原—森林環境中,氣候相對溫暖濕潤,植物茂密,為人類提供了大量的可供采集的植物根、莖葉和種籽,其中棲息的大量動物,又為人類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肉食來源。人們狩獵則是用持續追趕或伏擊的方法進行。采用持續追趕的方法狩獵,是在對動物的習性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證明人類已具備了基本的動物學知識。到了舊石器末期,酒泉人類不僅在體質形態上接近現代人,石器也出現了類型多樣化、用途專門化、結構復合化和小型化的趨勢。同時出現了射獵,在較遠的距離可以射殺獵物,另外還采用設圈套、挖陷阱等方法,狩獵的技能得到了很大提高,已不限于狩獵中小型的食草動物,甚至可以獵取大型的食草和食肉動物。

   (三)新石器時期

距今約3500年前后,酒泉人類開始進入新石器時期。新石器時代出現的標志是陶器的產生、畜牧業和農業的出現及磨制石器的廣泛使用。磨制石器的加工更加精細,工具的數量、種類和制造水平得到了較大地提高,因而使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較大的增強。

新石器早期,相當于中國歷史傳說中的軒轅、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帝”時期。《史記·五帝本紀》載:帝顓頊時,其土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帝堯時,舜為臣,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帝舜時,其疆域“南撫交趾、北發;(西至)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息慎;東至島夷、羽民,咸戴帝功。”帝顓頊時的流沙,《史記》注為“張掖居延縣”,即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帝堯時的三危,即三危山。《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敦煌南三十里”。帝堯從江淮荊州遷于三危的三苗族,即為后世河西之西戎,即西羌族之祖先。帝舜時的析支、渠搜均為古地名,在今青海及甘肅河西西部。當時的氐、羌族居住在今青海、甘肅河西走廊等地(陳炳應、盧冬著《古代民族》《甘肅最早的民族》)。西戎、畎戎、犬戎、羌、氐,是古代西羌族在不同時期的稱呼。西羌族即羌族,古代以羊為圖騰,中華民族自稱“炎黃子孫”,其中炎帝姓姜,姜是羌人中最早轉向農業生產的部落。《后漢書·西羌傳》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匈(四匈是古代傳說流放的四個西羌族的首領),徙之三危。”(敦煌一帶)《說文》解釋“羌”字是“羊”字下面一個“人”字,所以古代也稱羌族為“西方的牧羊人”。

新石器時代,酒泉先民主要活動在酒泉盆地(包括今肅州區大部分和金塔縣)和敦煌、安西凹地(包括今敦煌市、安西縣及玉門市大部分)。1956年,在肅州區下河清農場發現了距今4000年前后的人類遺址,果園鄉高閘溝村南側的北大河崖壁上發現了距今3700年前后的人類遺址。后來在肅州區豐樂河沿岸的干骨崖、紅寺村的高疙瘩灘、下河清的古墳堆、清水鄉中寨村的西河灘、豐樂涌泉村的大樹臺子等地也發現了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后的人類聚落遺址。同時代的遺跡還有玉門市境內的火燒溝、騸馬城遺址,敦煌市境內的馬圈灣遺址、南湖遺址,金塔縣境內的榆樹井遺址、火石梁遺址和缸缸洼遺址,安西縣境內的兔葫蘆遺址等。這些地方出土的文物中,有磨制很精細的石器生產工具,如石斧、石鋤、石鑿、手推石磨盤等,還有不少銅制器具,證明這一時期酒泉先民已開始磨制石器,即考古學所稱的新石器時期,而且石器形式多樣、用途專一。很多石器鉆孔安上木柄,制成復合工具,證明人們掌握了鉆孔技術。到距今5500~4900年,酒泉先民普遍使用方型、圓型的半地下穴式房屋,亦有挖基打墻的地面建筑。

這一時期出土的陶器和棺木中,發現粟粒等植物種子,說明酒泉已經有原始的種植業。

    從古墓葬中,發現有大量羊頭、羊骨等隨葬品,并伴有豬骨、牛骨、馬骨和狗骨。這說明人類在長期的狩獵活動中,不斷改進狩獵的工具和方法,捕獲動物增多,開始了“拘獸以為畜”,加以馴養的早期畜牧業。

這一時期多數遺址有陶窯,葬物中有大量的彩壺、甕、罐、瓶、碗、盆、缽、盂等陶器,形式多樣,造型優美,胎薄面光,說明制陶業已趨于成熟。

在墓葬中發現用金銀或銅制的鼻飲器、男女佩帶的金耳環,是甘肅目前發現最早的黃金、白銀開發和加工制作的例證。男性墓葬中多是石刀、石斧,女性墓葬中則多是紡輪,說明當時酒泉境內先民已出現類似男耕女織的勞動分工。

約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酒泉先民向人類文明時代邁入。酒泉古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的這一時期的彩陶方杯、人足罐等酒器和灰陶器、彩陶器、銅器、骨器以及蚌殼、骨珠等裝飾品。當時,人們把獸毛或樹葉、草藤、葦草和鳥獸羽毛等連綴起來,披在下身或全身,已經有了愛美意識。這一時期的墓葬中還出現大量銅制武器和人殉人祭,說明酒泉已進入早期奴隸制社會。

1976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對距今約3800多年的玉門火燒溝文化遺址進行發掘,清理出土的20多個陶塤,能吹奏6、1、2、3四個完全音,說明音樂藝術已經興起。同時,這一時期的出土文物中還不少鼻飲、發椎及男子戴的耳環等裝飾品,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反映了酒泉多民族的歷史淵源。

 玉門火燒溝文化屬四壩文化類型。四壩文化遺址最早于1948年在山丹縣城南約5公里處的四壩灘發現,因該文化類型既不同于馬廠類型,也有別于沙井文化,故單獨命名為四壩文化。四壩文化屬青銅時代的遺存,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區,東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哈密盆地一帶。酒泉境內有肅州區下河清、安西鷹窩樹、玉門沙鍋梁等遺址。2003年6月,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在酒泉西河灘首次發現四壩文化的大型聚落遺址,發現房址50余座、窖穴60多座、燒烤坑350多座、陶窯5座、祭祀坑20多座。火燒溝遺址有四個碳測數據,東灰山遺址有一個數據,年代為距今約3900~3400年,相當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四壩文化是河西走廊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銅文化。它的某些器型與彩繪圖案和馬廠類型、齊家文化較為接近,有些特點又與中亞文化接近。陶器質地較粗,多為夾砂陶,器形多樣,以罐、壺為主,四耳帶蓋罐、腹耳壺是其代表性器物,有的造型較奇特。彩陶豆、方鼎、陶塤有強烈的地方風格。彩陶均施紫紅色陶衣,紋飾有三角紋、折線紋、條帶紋、蜥蜴紋、回紋和圓點紋等。四壩文化的火燒溝墓地有312座墓葬,出銅器的106座,干骨崖墓地出銅器的墓接近二分之一,其中青銅數量超過紅銅。銅器大部分由鑄造而成,火燒溝出土的一件四羊銅權杖杖首為分鑄,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分鑄銅器。根據測定,四壩文化的銅器合金成分復雜,有錫青銅、鉛錫青銅,以及其他合金制品。四壩文化還普遍發現砷青銅,這一特征與西亞、南歐以及北非的早期銅制品十分相似,反映出四壩文化有可能與外界存在某種形式的聯系。證明當時的冶銅專業人員已掌握了采礦、冶煉、制造和鑄造等生產工藝,冶銅業更趨成熟。四壩文化的墓葬形制因地而異。火燒溝多為長方形豎穴偏洞墓,有單側的生土二層臺,葬式以仰身直肢單人葬為主;東灰山多為圓角長方形和長橢圓形豎穴土坑墓,多有頭龕、腳龕或側龕,無葬具,流行亂骨葬;干骨崖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積石墓,無龕,部分有木質葬具,流行亂骨葬和多人合葬。房址為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式兩種。半地穴式均為長方形,地面經硬化處理,并有一至數個燒烤坑和數個儲藏坑;平地起建式房址較復雜,多為長方形。西河灘遺址還發現一座主室帶三面側室的“三室一廳”建筑,儲藏坑和燒烤坑形制多樣。陶窯為4座一組,窯室多呈圓形。

   (四)夏、商、西周時期

夏、商、西周時期,酒泉先民和中原地區一樣,已基本結束野蠻時代,邁入人類文明的門檻,進入金石并用時代。

夏代的酒泉先民主要是氐、羌兩種部族,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氐人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較低地帶,是以農業種植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農耕部落人群。以種植業為主,兼營飼養業和狩獵;他們繼承了馬家窯文化的冶煉技術,形成了冶銅業、制陶業和家庭紡織業。羌人是生活在草原、山地的游牧部落人群。他們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兼營簡單的農業種植。

西周時期,周人不斷向酒泉發展,周人、羌人、氐人錯雜分布,周文化開始傳播、交流,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快發展。這一時期,酒泉先民過著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和狩獵的經濟生活。酒泉各地普遍種植大麥、小麥、黑麥、粟、稷、高粱等多種農作物。在農耕業發展的同時,家庭飼養業也形成一定的優勢。酒泉的家畜品種主要有豬、狗、馬、綿羊、山羊和家雞。西周后期,畜牧業逐漸從原始農業中分離出來,并伴隨馬具的應用及騎馬民族的誕生而不斷擴大空間分布范圍,逐步形成以畜牧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文化區。考古發現,當時酒泉先民已經掌握了先進的冶銅技術。酒泉境內玉門火燒溝文化出土銅器所占比例已超過50%,表明火燒溝文化的青銅制作是馬家窯、齊家青銅文化的直接繼承和發展,不論器型還是工藝水平,都較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有明顯進步。但是由于西部地區和中原地區的文化差距,錯過了與中原地區前后相繼進入文明社會的時機。當中原地區已經建立起強大的中央王朝很久以后,酒泉乃至西部地區仍處于眾多民族遷移流動、未能形成文化趨同中心的落后狀態。

   (五)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時期的酒泉先民從事著半農半牧的生活。他們以部落為社會基本組織單位,多個部落組成部落聯盟,逐漸形成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各氏族部落都是兼營農業的游牧人群。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青銅時代,青銅農具尤其是開墾用的青銅钁和中耕用的青銅鏟、青銅鋤逐步應用于農業生產,但各種木石骨蚌農具仍大量使用,尤其是木質耒耜仍然是主要耕播工具。人們較大規模地在河流兩岸的低平地區開墾耕地,為了防洪排澇建立起農田溝洫體系。與此相聯系,壟作、條播、中耕技術和選種、治蟲、灌溉等技術亦已萌芽,休閑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為了掌握農時,人們已開始利用物候知識。不過這一時期農田的墾辟仍然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村邑周圍,稍遠一點就是荒野,可以充作牧場,所以畜牧業有較大發展空間。這一時期,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錯雜并存,生產工具、技術有了很大進步。

戰國時期,酒泉一帶是月氏、烏孫、匈奴等民族駐牧的地方,他們之間相互角逐,領地時有變化。烏孫即“戎”的轉音,月氏則為羌族的一支,羌、戎皆是戰國以前酒泉境內古老民族。1957年,在玉門騸馬城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一批夾沙的紅褐色或灰色平底的陶器,人們推測是秦漢以前烏孫和月氏在這里活動的遺物。在今敦煌南湖鄉古董灘和瓜州雙塔水庫等地,發現這一時期大量的石刀、石斧等烏孫民族的遺物。這一時期,秦人對甘肅境內的羌人發動了無數次征服性戰爭,大量的羌戎人被驅逐出甘肅,融入華夏民族之中,或向其他地方遷徙流動,或仍留在本地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產,逐漸與其他民族相融合,成為酒泉的土著民族。

自戰國以來,甘肅東部的秦人和不少中原人進入酒泉境內,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也同時傳入酒泉,鐵制農具開始廣泛使用。鐵器的普及和牛耕的出現,都為農業生產中實現精耕細作準備了條件。到戰國后期,深耕得到廣泛提倡,連種制逐步取代了休閑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靈活多樣的輪作倒茬方式。原來一直定居境內的農業人口,由于生產經驗的不斷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農作物品種也不斷增加。月氏、烏孫人在祁連山下有許多優良的草場,他們放牧的牲畜品種主要有牛、羊、馬、驢等,羊是其主要衣食之源。牛也是主要的畜種之一,它是馱物的役力,也是食品——肉和乳的重要來源之一。馬更是重要的畜種,可以吃肉喝奶,可以代步馱物;打仗時還可以沖鋒陷陣,更代表一個民族的戰斗力。當時的月氏人已經有相當高養馬技術。

春秋戰國時期,陶器制造、金屬冶煉、毛紡織品、玉石制造業等技術工藝在當時酒泉境內各游牧部落中已有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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